“真冷啊，老板，老板，给我来个一菜一汤。”话音刚落，店小二眼前走进了三个身材高大的男人，他们看起来非常面熟，然而这三位大汉只点一菜一汤，让小二不禁心生疑虑。他连忙带他们坐下，随即去找老板娘：“老板娘，来了三个男的，他们只点一菜一汤，是不是搞什么事呀？”
老板娘听后微微一笑，自己走了出来，亲自迎接这三位客人：“三位贵客，二楼的包间请！”她嘴里的“贵客”究竟指的是哪种身份？又为什么只要一菜一汤？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？
老板娘带着三人走上二楼的包间，但她并没有急着上菜，而是开始滔滔不绝地向他们介绍餐馆的招牌菜，然而这三人依旧选择了那道简简单单的一菜一汤。见状，老板娘的心中似乎生了疑问，突然激动起来，握住其中一人的手说道：“你们，你们是解放军吧？我叫黄体先，我丈夫车耀先，你们知道他吗？”她的声音带着颤抖，满脸的激动。
展开剩余82%其中一位客人缓缓开口：“嫂子，不用激动，我们今天来，就是为了和您说这件事。”说话的男人是王维舟，他边说边从包里拿出一个物件递给她，“这是车耀先同志当年留下的东西。车耀先在被国民党抓捕后英勇就义。”听到丈夫的死讯，黄体先顿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，几乎站不稳。王维舟赶紧扶住她，“嫂子，您一定要保重身体。”
黄体先望着丈夫生前留下的物品，心中百感交集。早在丈夫“失踪”时，她就预感到有一天会有这样的消息到来，但当这一切真切地摆在她面前时，她依然难以接受。她走到窗边，看着餐馆外的招牌：“‘努力餐’。当年，他创办这个餐馆，不就是为了革命吗？”她喃喃自语，眼中满是思念。
回溯到1929年，车耀先在成都开设了一家不起眼的小餐馆，取名“努力餐”。他开设餐馆并非为了盈利，而是为了解决那些贫困百姓的温饱问题。车耀先的餐馆菜品价格经济实惠，甚至对于一些无力支付的穷人，餐馆是完全免费提供的。除此之外，这家餐馆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——它是地下党的联络站。
车耀先不仅是共产党的一员，他更希望通过餐馆作为一个联络站，以便与其他地下党成员保持联系。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地下党员为了保密身份，通常只能通过书信往来，但车耀先巧妙地设置了“一菜一汤”这一暗号。只要有人来到餐馆喊出这个暗号，车耀先就知道是自己的同志，随即引导他们到二楼包间交流。
餐馆的伙计们大多来自贫困家庭，车耀先为这些孩子提供了工作机会。白天，他们忙着接待客人；而到了晚上，车耀先便利用这段时间给他们讲解革命知识。在车耀先的影响下，这些孩子对革命事业也逐渐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。
“努力餐”逐渐成为了地下党与外界联系的枢纽。只要是地下党员，来到餐馆说出那句“一菜一汤”，车耀先便会带领他们进入二楼包间，进行秘密会谈。就连邓颖超同志也曾来过这里。
然而，好景不长，车耀先的餐馆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。他们察觉到车耀先的活动轨迹，开始对餐馆展开调查，频繁派人前来找茬，并暗中监视他。幸运的是，1937年，国民党与共产党正处于第二次合作抗日阶段，因此这些特务只能进行一些无聊的骚扰和监视。
车耀先的孩子也受到了父亲的影响，加入了共产党。黄体先虽然没有接受过正式的教育，但她深知丈夫所做的事意义重大，因此始终全力支持他的革命事业。车耀先在外进行宣传，黄体先则在家里默默支持着他。
然而，1940年，国民党制造了一起冤假错案，指控车耀先和另一位共产党员罗维文合谋“抢劫”粮仓，并将两人逮捕。面对国民党特务的逼供与严刑拷打，车耀先与罗维文始终没有泄露丝毫革命机密。即使国民党特务打算将两人除掉，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功，只能将他们囚禁起来。
黄体先得知丈夫被捕后，立刻展开秘密调查，寻找丈夫的下落。国民党并不轻易让她找到真相，常常更换关押地点。虽然黄体先心里明白丈夫可能面临着生命危险，但她身为一位革命妻子，怎能轻言放弃？她坚守着餐馆，尽力继续经营，将车耀先的地下党联络工作继续下去。
但随着时光流逝，黄体先始终没有得到丈夫的任何消息，直到1946年，车耀先和罗维文被国民党特务残忍杀害的消息传来。黄体先此时才彻底得知丈夫的牺牲，她一直坚信丈夫一定会回家的信念破碎，心如刀割。
黄体先回忆起和车耀先的初次相遇。那时，车耀先因家庭变故，放弃了学业，来到县城打工。而黄体先的店铺就开在车耀先工作的小店对面，车耀先第一次看到她时便被她深深吸引。每当没有工作时，他都会站在门外偷偷望着她。一次，车耀先的师娘注意到了他的心思，开玩笑地说：“小子，要是真喜欢她，明天我上门说说。”车耀先脸红了，但没想到师娘带回来的消息却是黄体先已经订婚了。车耀先心情低落，决定离开小店，参军去了一支川军。
然而，命运给他带来了转机。当车耀先快要晋升为连长时，他突然收到了母亲的来信，信中告诉他黄体先的婚约已经解除，如果他还喜欢她，就赶紧回家。车耀先急忙从军中请假，回家娶到了自己心爱的姑娘。
不幸的是，黄体先在与车耀先共同度过了许多风风雨雨后，却没能躲过最终的阴阳两隔。王维舟和其他人离开后，黄体先决定关闭餐馆并上交给国家。但伤心欲绝的她，最终因身体过度劳累和悲痛而生病，于1954年去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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